先说结论：钱离手之前，一定要数到第三遍。不是第二遍，是第三遍。
这是我用一整个暑假的心血，和三个人的信任，换来的教训。
那年我二十出头，在莫斯科留学。暑假不用上课，我和两个哥们——项羽、阎锡山——接了个活儿：帮一个北京倒爷代卖皮夹克。
倒爷回国过暑假，把货堆在我们宿舍。几十件皮夹克，黑的、棕的、带毛领的，塞满两个大衣柜，散发着皮革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我们说好了，慢慢卖，卖完结算，挣个差价，攒着学费。
每天睡到中午，傍晚去市场摆摊。一件一件地卖，虽然慢，但踏实。
我们以为，只要够小心，就不会出事。
那天项羽跑回宿舍，门都没关严实，眼睛发亮，声音发颤：
"包圆了，全包圆了！"
他说遇到两个外地来的俄罗斯商人，穿西装，开好车，要把我们的货全部吃掉，有多少要多少。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一下子全卖掉，不用天天蹲市场晒太阳了。
紧张的是，这种"大客户"多半是骗子——听说过太多，先给你看一大笔钱，然后调包、抢劫、或者干脆消失。
但年轻啊。贪心压过了警惕。
我们关上门，压低声音商量，像三个策划银行劫匪的菜鸟。最后选了地铁站旁边的小广场——我们熟悉，人多，有退路，真出事喊一声也有人听见。
那两个俄罗斯人来了，准时，分秒不差。
一个高个子，金发，灰色西装，袖口有磨损；一个矮胖，秃顶，皮夹克，手里拎着黑色公文包。
说话爽快，报价合理——比市场价低一点，但量大，总价诱人。用卢布支付，现金，很大一笔钱，很厚一沓子，用橡皮筋捆着，像块砖头。
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一笔巨款。足够我们逍遥一整个暑假，足够交学费、寄回家、再换台新相机的数字。
我们分工：项羽负责点钱，他手快心细；我个子大，负责现场盯着那两个人，防止他们拿了货就跑；阎锡山站在不远处放哨，看周围有没有埋伏。
但我们最担心的，其实不是骗子，是警察。
俄罗斯的黑警，那时候名声在外。专门盯着市场上的大额现金交易，尤其是外国人之间的买卖。一旦盯上，就以"检查证件"为由，把钱全部没收，塞进自己口袋。黑吃黑，没处说理。
我们见过太多例子——倒爷被拦下，几万美金变成几张废纸的收据；留学生被带走，放出来时身上只剩内裤。
所以整个交易过程中，我们盯着那两个俄罗斯人，同时瞟着四周。看有没有警车，有没有穿制服的人靠近，有没有便衣在附近假装看报纸。
广场上的每一个行人，每一个阴影，都让我们心跳加速。
交易开始。高个子把公文包放在长椅上，矮胖的那个取出钱，交给项羽。
项羽接过来，手指有些抖，开始数。
广场上人声嘈杂，地铁进站的轰鸣从地下传来。我盯着那两个俄罗斯人的眼睛，他们也看着我，面带微笑，很放松，甚至有点无聊。矮胖的那个掏出烟，递给高个子，两人点上，抽起来。
太放松了。放松得不对劲。
我的余光扫过广场边缘，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站在树旁，没有动，没有看其他地方，只是看着我们。
是便衣吗？是黑警吗？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项羽数完了，抬头说："不对，差十万。"
我的心猛地一沉。差十万？是骗子吗？要翻脸吗？
我的手悄悄摸向后腰别着的双截棍——不是用来打架的，是用来防身的。同时，我的头转向那个树旁的男人，他还在，没有靠近，但也没有离开。
但俄罗斯人一脸惊讶，不是假的，至少看起来不是假的。
"怎么会？"高个子把烟掐了，把钱拿回去，"我明明点好的。"
他开始自己数，手指翻飞，卢布在他手里像扑克牌。数完，他拍了一下额头："真的少了十万！该死，我数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万卢布的钞票，崭新的，拍在那沓钱上，交回给项羽。
就是这里，我们犯了致命的错误。
项羽接过钱，我们以为万无一失——之前数过一遍，差十万，现在补上了，总数对了。
我们太兴奋，太紧张，也太相信"点过两遍"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快点结束。那个树旁的男人还在，可能是黑警，可能是普通路人，但我们不敢赌。每一秒多停留，就多一分被盯上的风险。
项羽的手指已经出汗，他捏紧那沓钱，只是草草把补上的十万塞进去，没有展开，没有重新数一遍。
"行了，走吧。"他说。声音有点急。
我松了一口气，阎锡山也从远处走过来，比了个"没事"的手势，但他的眼神也在瞟那个树旁的男人。
我们把货——所有的皮夹克，几十件，我们一个暑假的心血——塞进他们带来的大编织袋里。高个子拎起袋子，矮胖的那个跟我们握手，手心干燥，有力。
"合作愉快，"他说，"下次有货，还找你们。"
他们转身走了，不紧不慢，消失在地铁口的人流里。
那个树旁的男人，也在同一时间转身，走向另一个方向。
是巧合吗？是同伙吗？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们抱着钱回宿舍，脚步很快，几乎是小跑。
地铁上，我们互相使眼色，压抑着兴奋，但更多的是后怕。钱在背包里，鼓鼓囊囊，我能感觉到它的形状。项羽的手一直按着包，指节发白。
阎锡山低声说："今晚吃好的，火锅，我请客。"
但他的声音也在抖。
到了宿舍，关上门，反锁，拉上窗帘。我们把钱倒在床上，厚厚一堆，像座小山。
项羽深吸一口气，"再点一遍，保险。"
他开始数，手有点抖。我在大腿上擦着手心的汗。阎锡山掏出来了三罐可乐，"砰"地打开。
数到一半，项羽的手停住了。
他抽出一张，看了看，又抽出一张，看了看。他的脸色变了，从红变白，从白变青。他开始疯狂地翻那沓钱，从最上面翻到底，又从中间抽出一叠。
"假的，"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对，不是假的……是小钞！"
我们围上去。
最上面几张是大钞，上万卢布的，但越往下，面额越小，一千、五百、一百，甚至五十。中间夹的，全是小钞，像三明治的夹层，像特洛伊木马的肚子。
实际金额可能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我们事后估算，可能只有两三百万，而他们"买"走的货，值一千多万。
我们被"切汇"了。
项羽把床捶得咚咚响。阎锡山用俄语骂了一晚上脏话，从"сука"到"блядь"，翻来覆去，声音嘶哑。
我坐在窗边，看着莫斯科的夜景，路灯昏黄，像哭肿的眼睛。
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那个树旁男人的身影，那个让我们急于结束交易的恐惧。
我们防着黑警，防着黑吃黑，却没防着白吃白。
最高明的骗子，是利用你的恐惧，让你自己放松警惕。
后来我们才想明白那个手法：他们故意说差十万，让你把钱拿回去，就在那几秒钟，手指一翻，大钞变小了，厚的变薄了。补上十万，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以为"补上了就齐了"，不再重数。
而我们，因为害怕黑警盯上，因为想快点结束，因为那一秒的侥幸，亲手把刀递给了他们。
那一夜，我们没睡。喝光了所有可乐，商量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找倒爷坦白，要不要告诉家里。
最后决定：不报，不说，自己扛。
报警没用，警察管不了这种"商业纠纷"，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灰色地带——留学生经商又不交税，本来就是违规的。
告诉家里，只会让他们担心。
告诉倒爷，我们可能再也拿不到货，甚至惹上麻烦。
那个暑假剩下的日子，我们三个人像疯了一样打工。
至于各自干了什么——那是各自的故事了，有光彩的，有灰色的，有至今不想提起的。
但我们把这笔钱挣出来了，一分不少，还给了北京倒爷。
他没问钱为什么晚到，我们也没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信"点过两遍"这种事。
每次交易，钱离手之前，要数到第三遍，第四遍，数到对方不耐烦，数到自己都烦。
而且，再怕，也不能慌——慌，就会漏；漏，就会输。
钱这东西，离手之前，要数到第三遍。
恐惧这东西，藏在心里，不能让它替你做决定。
很多年后，我遇到过更复杂的骗局，更大的金额，但我再也没上过当。
因为每次，我都会想起那个莫斯科的夏夜——
想起项羽发青的脸色。
想起阎锡山骂了一晚上的俄语脏话。
想起那个树旁模糊的人影。
想起那沓钱倒在床上时，像座小山，也像座坟墓。
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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