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历史小细节。日本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东京大学是1877年建立的，韩国的第一所公认的大学——培材大学是1886年建立的，比日本晚了快10年。中国的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比韩国又晚了快十年。
再从各国领导层接触西方的年代细节看看吧。日本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都曾去国外参观2年，唯一没出国的西乡隆盛后来造反，被打掉了。待两年，差不多就是读个硕士了吧。这次考参团里还有伊藤博文，其前后在西方待了3年，不写毕业论文，本科都毕业了。韩国其后来的一把手李承晚是1904年作为大韩帝国密使出国的，1910年获得博士学位。再看中国，中国第一个高层意义上的考察团是1905年出发的，次年就回国了（之前的李鸿章出国不算）。比人家日本晚了30年不说，前后在国外待的时间不到一年（同时期的韩国灭国了，所以李承晚这批人无法回国报效，但还是比中国早；另一方面中国公派留学生1872年就组织了，但是这批人得到政府的关注度很低，是曾国藩力主的，和日韩两个及后来清末的考察团地位差距很大，且这批留学生因为不读四书五经被要求提前回国，因此本部分是从国家重视层面考虑）。
最后从东亚各国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头号领导人任职时间看看。日本的伊藤博文是1881年，李承晚是1948年，中国则是邓小平的1978年。伊藤博文是慈禧太后那代人，他只比慈禧小6岁；李承晚和光绪帝是同年生的；至于毛泽东都比李承晚小18岁，整整一代人的差距，更别说邓小平、蒋经国这代了。也就是说，如果慈禧有伊藤博文的视野，那么中国1875年就开始改革了，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代。如果韩国没有灭国，那么韩国至少在191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合格的西方经历的领导层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比日韩落后了太多。
如果不带有色眼镜，或者过度的民族情感，至少经济领域的西方化应该叫“现代化”吧。那么一个国家的改革制定者至少对西方有切身的了解，其现代化改革才会靠谱吧。比如中国戊戌变法的时候，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实际上对改革的实际操作没有一点儿认识，其视野甚至低于当时的清廷高官，因此光绪帝听康有为陈述的时候，很快就打瞌睡了，知道他水平有限。
经济学家常常把东亚经济起飞称为“雁阵模式”，日本就是头雁，后来的国家跟着日本走。从大学、各国领导层考察西方、有西方留学背景的最高领导人3个角度，你就会发现日本这个头雁当的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