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是个有演技、也懂得一些喜剧技巧，且创作能力中上的喜剧演员。
在同时期的笑星里，他的综合水平逊色于赵本山、陈佩斯等人极多，但比潘长江、郭冬临之流还是要强出不止一个档次。
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评价，我个人认为，他类似于春晚舞台上的张卫健。
尤其是拿赵本山约等于春晚上的周星驰这个参照坐标系来看，就更有趣。
因为黄宏跟张卫健都属于那种，基本功扎实，可以塑造一些符合自己戏路的人物，完成度很高，也敬业，同时脑子活泛的一类演员。
并且在各自的领域，两人都有插手剧本的创作，还都喜欢出离戏剧人物本身，为了博取更多的记忆点，而创作出一系列有好有坏的口头禅。
也都有可以算得上是个人代表作的作品，如黄宏的《打扑克》，张卫健的《西游记》，都属于哪怕不欣赏这个人，起码光看这个戏也会觉得是个人才的作品。
但这样的演员，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舒适区的怪圈，个人特色大于喜剧内容，使得角色用途在喜剧与俏皮之间游离，偏偏还带着一份自恋情绪（黄宏标榜的是代表底层大众的正义感，张卫健则代表的是一种日本漫画式的少年感）。
这两样标签说实话，都跟喜剧的特性格格不入，而且一旦过火，会给人一种极为尴尬的感受。真正的喜剧大师对此类走钢丝的行为，应当连尝试都不会去尝试。
周星驰塑造英雄角色的时候，为了规避这种尴尬点，就往往将其寄托于玄学的顿悟，把喜剧与高大全两个特性在时间线上完全剥离开。
回看黄宏一系列的小品，我最大的感觉是，为了升华主题，他在当年那个春晚相对宽松的年代，其实已经致力于发扬自己的正能量精神，而且都是以底层劳动者自居，可外表却完全不像。
以一个油光水滑的中年干部形象，扮演了各行业的基层劳动者，如出租车司机、卖花盆的小贩、送盒饭的、修自行车的等等，但他总像是在以一种微服私访的心态在扮演这些角色，说出这些角色压根不会说出的话，给人一种诡异的虚伪感。
相比之下，他早年的《超生游击队》、《手拉手》就要简单的多，非常活灵活现的将一个带有油滑气息的老百姓，或是农民，或是小市民，全都演的活灵活现。
大概在《打扑克》（1994年）之后，黄宏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更加高，而他似乎对形象的高大全追求也逐渐明显，煽情部分越发增多，有时候出现了为圆一个主题，硬生生搞出一个完全忽视逻辑的故事。（如2002年的《花盆儿》）
当然，这段时间里，在非央视春晚的作品里，黄宏仍然有很经典的演出，比如《杨白劳与黄世仁》，可谓是一个不朽经典，讽刺性极强。
而05年左右的央视春晚作品《装修》，因为不起高调，专注于讲民生，其实也好了很多，比他替下岗工人激情发言实在强了不止一个档次，连口头禅也更为人接受，成为了他的后期代表作。
我对黄宏的喜剧表演，用两个字形容的话，就是亢奋。
亢奋不一定是个坏词，在不同的环境底下，会给人以不同的观感。在情绪可以烘托到位的时候，这样的亢奋是能够打动人的。
比如他后期一个讲08年奥运的小品，《黄豆黄》，演的就不错。
讲的是一个老年人因为丢了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而百般遮掩的故事。最后发现原来门票藏在了自己的帽子里。
这时候他表现出的激动、懊悔，全都在这种亢奋的演法里尽量的释放，为后面对祖国的热爱进行了铺垫，还比较感人。
但大部分时候，黄宏的这种过度亢奋，是出离人物特点的，往往的设定是：
黄宏本来笑脸迎人，突然对方说了一句与主流价值观不符合的话，立马变身道德卫士。站起来大声批判对方，翻脸比翻书还快，最后再如同现场演讲一样，加深与观众们的互动，强行获得掌声（及道义上）的肯定，用东北话讲就是“攉拢”（似乎齐鲁也有这个讲法）。
这个就让人很无奈了，黄宏总是试图在这种调动观众情绪的部分，硬生生注入一个高调的Political Correctness，同时完全违背日常生活里人与人的相处模式，好像大家私下里都是一句政见不合（甚至小品里的争执都谈不上是政见），马上说翻脸就翻脸。
这种表演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的给观众以震撼，可是在喜剧技巧上极为令人反感，就连《打扑克》的结尾，黄宏也已经初具这类亢奋的表演模型。
我在小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品真是经典，唯独是后面黄宏大怒呵斥侯耀文，同时热情歌颂马俊仁（甚至激动的站起来了）的部分，感觉极为出戏。
因为正常人聊天不是这样的，正常人的思路也不会是这样的，黄宏这种不可轻触逆鳞式的演法，看似搏彩（因为他那样激动的面对观众，也不敢不认同他），其实是浪费了他的喜剧才华。
我记得他最后一次上央视春晚的荆轲刺秦也是这个套路，前面都很正常，后面黄宏马上开启了亢奋模式，将故事从台上带到台下，扮演起了宣教的人。但难免令人觉得，亢奋的没有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