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即开始仿照大陆法系国家建构中国的以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实施了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宪法（《训政时期约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不包经济法），建立起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以这些大类法规中的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各有一整套的关系法规，即低位阶的法律、条例、通则、规程、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以及判例、解释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的法律，组成一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法律系统。
国民政府采取“以法典为纲、以相关法规为目”的方式，将法典及相关法规汇编成《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的编纂标志着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构完成，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习惯上把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简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
六法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1.基本法典。
构成六法体系核心：宪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基本法典（行政法例外）。
2.相关法规。
围绕基本法典而制定的低位阶法规，如条例、命令、细则、办法等。这些相关法规作为补充，与各部门的基本法典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法律部门。
3.判例、解释例。
（1）最高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成的判例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的解释例和决议。
（2）把判例和解释例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法律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可以对成文法加以引申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修正。
（3）最高法院的判决例，经“采为判例，纳入判例要旨”，并报司法院核定者，具有法律效力。
（4）若最高法院各庭之间就某一判例有争议，则由司法院之变更判例会议作出决定。
（5）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则拥有解释宪法、法律的权力，其作出的解释例或决议，具有与宪法或法律同等的效力。
法律制度特点：
1.以孙中山的“遗教”为立法的根本原则。
《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地说，“实施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是纲领的制定宗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标榜“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更声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
2.特别法多于普通法，其效力往往也高于普通法。
国民政府鉴于制定特别法简单方便，因而大量颁行特别法，尤其是刑事特别法。这些特别法破坏了国民党在普通成文法典立法中所树立的建设民主、法制国家的形象，使国家法律在实质和形式意义上产生强烈的反差与冲突。
3.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标志的国家成文法律体系。
国民政府的立法是清末政府和北洋政府立法的继续和发展，它采用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同时也是中国法律文化在继受外来法和保留固有法道路上寻求妥协和调和的进一步探索。六法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法律近代化在形式上达到了顶点。
4.不成文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判例、司法院的解释例、司法机关认可的习惯以及法理，都可作为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的依据。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延续了清末以来的法律改革，进一步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吸收、发展，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从而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向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