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生人的童年和少年是在70年代的一元的理想主义的红色氛围中度过的。
60年代生人的青年是在80年代的由一元到多元的剧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落、激荡、亢奋中度过的。
90年代至今，60年代生人在步入壮年时，由于遭遇到了种种精神困境而开始怀旧，开始回望他们的红色的童年和少年，以及流逝的青春岁月，于是不免怅惘与感伤起来。可是怅惘与感伤的时候，他们却并没有感到悲凉，而是感到了丝丝的温暖。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童年和少年时期铸就的火热的理想主义情结并没有完全冷却，余温尚在！之前，对世俗成功的蝇营狗苟的追逐拼争，使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些，而一旦他们蓦然回首时，他们才恍然、又有些欣慰地发现，哦，余温尚在，余温尚在啊！
60后的幸运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春早期，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并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可以说我们是生逢其时，在开启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被耽误。我们还自然而然地承袭了旧体制的余温，那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学费极低，更没有什么择校费、赞助费。比如1981年8月我收到的北京日坛中学高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报到时交纳学杂费5元，书本费4元，讲义费1元。”我们接受了比较正规完整的教育。高中毕业以后有机会上大学、大专、中专，大中专毕业后会顺理成章地拿到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派遣证，所以不发愁没工作。如果是城市户口，没考上大学的也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
平顺的经历造就平庸、惰性、脆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太过平顺，虽然平顺的经历可以造就平和与宽容，但却无法激发深刻的思索和大胆的创建，所以我们注定是平庸的。平顺的经历使我们无须去创建什么，只需在前人已经划好的路线上走就是了，这养成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缺乏行动力。平顺的经历使我们心性单纯、幼稚、脆弱，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缺乏勇气和韧性。
价值观的自相矛盾造就忧郁和散漫
“个体实现”和“集体实现”这两种价值观总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争斗着，使我们倍受折磨，到底选择谁？我们经常会无所适从。于是我们经常会感到无奈又无计可施，于是我们的内心变得敏感而忧郁起来，于是我们常常懒得花心思去执着于现实中的一个什么既定的目标，变得心性散淡，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如果内心（崇尚集体实现）与现实（崇尚个体实现）之间的冲突长期得不到排解，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神经衰弱和抑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他生于1963年，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事实上，以心理学的观点看，典型的60年代出生的人都或轻或重地有抑郁的倾向。
60年代生人——长不大的红小兵
对于60年代生人来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他们出生在一个群体癫狂的年代，但是成年以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眼神却是温和的、友善的、清朗的，甚至是单纯的，仿佛还没有完全长大。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眼神还是游移的、心不在焉的、身在别处的，仿佛是在梦游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们记事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的中后期，社会氛围已经由文革初期的癫狂转为相对平和的时期，因此他们的童年和少年，也就是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浸淫在温暖的、乌托邦式的、红色的氛围里的，这养成了他们温和、单纯、幼稚的性情。成年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他们有些手足无措，本能地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潜意识里，他们仍然沉浸在给他们带来温暖的过去，那个红色的梦境中而不能自拔。所以难怪有人说他们是长不大的红小兵。
摘自本人著《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200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