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一本合格的教科书会介绍伯林的生平细节，因此我就不必赘述了，包括他和贡斯当与穆勒这些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根据伯林： 伯林谈论的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其中
A“消极自由”被其表述为：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在一个清晰可辨的疆域内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并且对消极自由的阻碍是政治自由的最大敌人。
B“积极自由”被其表述为：个体的社会目的（即他自己想过怎么样一种政治生活）能够由他自己决定而不是人为干预。
我们可以对A消极自由细化如下：
1.伯林谈论的政治自由是关于行动者的行动的，并且政治自由是行动者行动的基础价值，即只要个体的行动为自身所掌握，他就获得了伯林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即便是消极的。
2.在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一种被谈论的价值，其主要来源于个人，即自由是个体行动的内在价值。
3.来自他人的蓄意干涉是促成政治自由缺失的唯一原因，这意味着个体有两种可能完成不了行动，在同一客观环境面前（1）他因为个体才质的缺乏完成不了行动。（2）他因为他人的阻碍完成不了行动，不论他个人的才质是否能让他完成行动，伯林称之为“专制”。而（2）才是伯林主要批评的。
我们可以对B积极自由细化如下：
1.个体能自主决定自身的社会目的，这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社会目的具有决定权，个体需要参与关于自身社会目的的政治决策。在这种意义上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个体应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权。
2.个体能自主决定自身的社会目的，这意味着个体的才质能达到一个自主身份，即个体并不能为私人化的生物欲望所控，他能成为一个理性个体。
3.在这种意义上谈论作为一种价值的自由，是个体需要政治生活这个途径去得到的价值。
4.根据2，伯林认为，积极自由诉诸一种高阶版的理性自我，而高阶版的理性自我可能来自于他人或权威集团，至少在所有个体并不共享同等理性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对个体自由是有害的。
重新考虑伯林的A消极自由并且可能的反驳可以有：
（1）根据伯林对A消极自由的描述，我们甚至不能正面地谈论自由价值，因为在伯林看来自由似乎是一种珍贵，甚至他可能会用根本来形容的价值，我们只能谈论自由的条件。例如：当伯林说曹操强迫许褚禁食使许褚失去了自由，伯林在这种意义上谈论的自由只是许褚失去了自由意志条件。那么假设许褚是一位瘾君子，假设他毒瘾发作时的行动免于他人控制，他也满足了伯林谈论的自由意志条件，但很难说这个事态体现了自由价值，除非伯林能进一步说明，这种只要满足不为他人干涉的符合自由条件的行动内蕴着自由价值本身，并且自由价值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即自由是好的（good）。
（2）重新考虑伯林对B积极自由的批判，如果确实如伯林所言，积极自由如其所望地先验地塑造了一个理性权威。那么根据伯林所谈论的A消极自由，这种自由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是一种政治自由，依然可以看做一种去主体评判的自由，即去政治生活的自由，因为每个人行动先验地必须符合A消极自由观念，并且这种A观念可以脱离社会生活，即在鲁滨逊环境下A是绝对满足的，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转述：许褚为了追求伯林所说的值得追求的消极自由，他应该倾向于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因为鲁滨逊式的生活是承担失去消极自由的风险最小的生活方式。并且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干涉并不是一个如伯林所预期的一种显性的行动方式，不论我们采取的是佩蒂特版本的解释：间接干涉与潜在干涉，或是采纳布尔迪厄的版本：实践中时间感（这意味人们的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是非连贯的），或是福柯版本的微观权力影响：有些干涉已经是身体化地作用于我们而我们却不自知。为了应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干涉，许褚更应该只过鲁滨逊式的生活。这意味着很可能许褚最后一点免于......的权利都没有。
综上：这既无法说明自由作为一种价值是好的（good），也先验预设了一个去主体评判的对自由的阐述，并且鼓励人们解构政治生活。尽管伯林对B积极自由有一系列的误解，就算我们接受伯林对积极自由的阐述，那么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同样会受到他批评积极自由观一样的批评。
（3）来自伯林的反驳可能是：伯林谈论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善（good）价值。如果是这个样子，伯林进一步要说明的是：首先伯林需要列举一系列客观的善，并且还要说明为什么自由是最根本的善，这两个问题伯林不解决则我们可以原则不接受伯林将自由当做一种客观的善的论述。如果伯林不能提供，那么回到（2）伯林的消极自由不应该比积极自由承载更少的批评。如果伯林放弃将自由当做一种客观的善，那么个体性地对自由地理解就可以是这样的：我们不必接受伯林给出的自由观，因为我们对自由价值应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并且对各种价值的评判是行动者框架主义的，即自由很难在那么多个体性框架下被看做根本价值，即自由价值没有那么大的竞争优势，甚至未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