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回答：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苏轼是前面四位的后辈。
稍微详细的回答如下：有「赵宋以来第一人」之名的范仲淹（989-1052）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1041-1048）新政（更准确地说是庆历三年即1043年八月开始，持续约一年多），欧阳修（1007-1072）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其名文《朋党论》就作于其时），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而王安石（1021-1086）主持了以理财为中心的熙宁（1068-1077）变法（又名王安石变法，其间王安石两次拜相，第一次是熙宁三年即1070年，第二次是熙宁八年即1075年），而司马光（1019-1986）和苏轼（1037-1101）对此均对变法保留意见，其中属司马光反对最为激烈，为此司马光只好默默地在洛阳编《资治通鉴》，而苏轼也被贬到外地的杭州-密州-徐州辗转任官。而司马光在宋哲宗即位后上台执政，一股脑将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政策全部废止，史称元祐更化。但苏轼对司马温公这种另一种形式的走极端也提出异议——所以苏轼是两头不讨好。后来到了徽宗朝蔡京他们搞的元祐党人碑，苏轼和司马光都名列其中，其中司马光还是「首犯」，而范仲淹的哲嗣纯仁、纯礼亦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