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改革向何处?
香港政改的议题现在陷入一个死胡同，香港政改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也即它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能符合所有香港人根本利益的目的？我认为香港政改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宪政构造，但是，现在香港政改的命题却绞结在香港行政长官是否能实现不预审的普选上。
对地区（共同体）行政首长的自由竞争的普选是否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命题？香港是受英国良好殖民长达一百年时间的地区，整个法治体系也移植于英国的普通法系，亦即香港的法治体系的根脉是英国的普通法系，它也应该深受英国的宪政文化传统的影响，即然香港是一个受英国的法治文化浸润一百年的自治领，它的政改的议题和中心目的也应该去从英国的宪政历史经验中寻找教驯和智慧，不去守着和借鉴英国800多年的人类母宪政文明的经验和教训，而把关系整个香港未来的政改系于行政长官的非预审的普选上是非常不明智的。
英国是人类宪政文明之母，在这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从雏形到不断地完善，英国宪政驶过了各种各样的复杂险滩、暗礁，面对首创宪政文明制度问题的复杂性而对复杂问题的完美解决所采用的方法、经验和手段，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守着受益于前宗主国的宪政文明为香港带来的繁荣的宪政文化宝厍不借鉴，而另辟蹊径，在没有经过审辨的深思熟虑，凭着头脑发热一厢情愿蒙眼狂奔进行政改，结出来的果子一定是苦涩的。一百年的英式统治所繁荣起来的香港，其整个文化和气质早已被英国的传统文明所融化，特别是社会政治治理体系的的运行，早已潜移默化被殖入英国宪政制度的基因（meme）；这也就是说香港宪政改革必须按英国式的宪政的形式进行政改，否则必然自食其恶果。
香港在英殖民期间，只移殖了英国的法律体系，香港没有面对过宪政问题，英国对香港的统治的合法性是由它与当时的对香港地区有统治权的清朝通过文件约定的时效性确定的，因此，在英统治期间，香港的宪政问题被封存。英国对香港的法统和治统是来自于与清朝所签定的文件，而不是来自香港自身，当北京被国际公认继承了清朝的法统也就自然地继承了对香港的法统，当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合约到期后，这一法统也就自然属于北京一方。
香港是否有独立的可能，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因为香港没有能在历史上引申主张的独立的法统的存在的并能得到世界公认的历史叙事，它也不能与英国的爱尔兰相比，英国的爱尔兰的独立法统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一直不断延续的传统，而这一传统是经过无数代人用剑和血抗争得来的。用无数代人的鲜血和死亡代价换一个独立法统的叙事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不是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回答的，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的信仰都不能用鼓吹他人去牺牲来实现。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自由与民主不重要，若能用血与肉身换得高尚的自由，那当然是不朽的丰碑，但是若牺牲了无数人的血和肉身换来的都是更专制和不断专制的死循环，自由得不到反而失去了已有的自由，那不过是人间又多了个已在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悲剧。
香港政改最不该的是把政改的议题都绞结在对特别行政官的普选方案上，认为香港的自由和美好的未来与特别行政官的普选因果相关的认知是误入歧路的，以此看来，整个香港本土的民众对香港政改的观念的意识和采用的方法不是英国式而是起源法国大革命的大陆式的政改意识形态和方法，亦可以说，它是在重演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政改，辛亥革命后的政改的核心议题就是对总统职权的设置上，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议会占优势的一方主张内阁制，而占有代总统职务以撑控北洋军队实力为后盾的袁世凯的一方主张总统实权制，这两者主张形异实同，即都主张集权，一个主张内阁集权制，一个主张总统集权制，两者都不是在主张宪政，亦即限政。让清帝退位的结果就是法统没有权威和根基，国家的法统（国家最高团结统一意志）没有根基就不得不附着在实权政治人物之上，谁有绝对优势的实权谁就是国家的法统。国家的最高法统是由时间累积沉淀出来的，袁世凯和国民党都没有时间沉淀和积累能被全国人民认同的法统基础，唯一清帝的二百多年所沉淀累积的法统却被袁世凯和国民党一起合力废黜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社会里，首要的是限制王权法统与政治实权（治统）结合而产生的可以无限集权的专制。中国的社会不同于美国独立革命后的社会，美国社会天生就是分权的社会，各个州、市、镇是自治结构，镇、市、州是在自治基础上叠加出来的，发达的分权自治体系为美国革命后建立全国性的分权制衡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宪政是分权式的宪政，由自发生长良好的自治传统奠定的分权基础，因此它能施实行总统制。但是中国二千年的皇朝专制社会根本就没有这一基础，帝国的崩溃不过是脆裂成了大大小小地方式的专制社会。
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是宪政而不是集权，我没有看出香港的政改是在朝良好的宪政的方向发展，如果香港的政改不是朝宪政的方向发展，那么任何政改的结果对香港人民和未来来说百害而无一益。我既不以善意也不以恶意去揣度政改博弈的任何一方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是完全按北京一方的意志政改或完全按香港本土意识政改，我认为都是百害而无一益，因为，完全按任何一方的意志政改的结果必然导致以行政官为中心的集权，而集权与现代宪政文明的限政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弄清楚的是法统应与治统分离，二千多年专制的法统（国家最高意志）与治统（治权）的合体，使当时的人们混淆了国家的法统和治统的关系，政治博弈各方都认为我是法统那当然治统的权力也应该由我方所有，而握有实权治统的一方认为自己既然握有治权，那当然法统也出自于我，而这一法统与治统的不分当然就不可能产生宪政，而自然而然就产生集权。法统与治统的分离是现代宪政文明的基本法则，而谁违背了这一原则就必然要受到集权专制的惩罚。持有法统者不能再持有治统，而持有治统者也不能再持有法统，法统者不治，治统者应敬畏法统者的权威。如此，才能在法统与治统之间形成宪政之限政，法统独立出治统才能超然中立，才能从超然中立中获得至高的权威。法统必须能把超然中立的信念深入地殖入公民的内心，如此，从公民心目里生发的这种超然的中立权威才能驯服持有的治统者。这就是英国８００多年宪政文明得出的经验教驯，也是结论。
香港英殖民期，英国对香港的法统和治统都是从清朝的手中通过文件合约转让所得，９７之后，英国通过与北京的文件把香港的法统归还给了清朝法统的继承者（北京），而把治统归还给了香港人。亦即香港的法统与治统是事实上分离的，因为《基本法》里有“港人治港”的条款。《基本法》是准宪政性的文件，北京、香港及另一现在似乎不相干英国，这三方理应遵守，任何一方违背这一原则必然后患无穷。
在这次香港政改过程中，香港本土目的是想通过特区行政官的不预审的普选从事实形式上去从北京的手中收回法统（法权），北京一开始并不是进攻一方，但是香港本土的这次通过行政官普通的诉求主张，暗度陈仓想事实上收回北京对香港的法统（法权）是用一种看似正当合理的行动主张却越了北京的轨，它侵越了北京的法统权限。香港本土逾越北京的法统的权限，与北京逾越香港治权（治统）的权限都是违背香港《基本法》原意的。而真正承受损害的是香港的人民。香港本土政治势力以近乎绑架整个香港人民的形式，名义是让香港人民有自由选举行政长官的政治权利，以向北京索要并架空北京的实质法统（法权），假使这一目的真的达到了，香港市民是否就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恐怕是恰恰相反，香港本土势力以“人民主权”的名义（这是大陆文明的政治变革的各个势力方贯用的伎俩手段）来普选行政长官，亦即用人民主权的法统来取代北京从历史文件的契约中获得的法统，一旦北京的法统真正地转移到人民主权的法统之上，当香港的行政官是由人民普选产生，这也就意味着行政长官自带香港的法统，当行政长官这种从普选中得来的法统再加上行政官原有的治统，亦即行政长官即是香港的法统也是香港的治统，此时法统与治统集于一身，其必然是行政长官集权。而行政官的这种集权必然会损害香港的宪政之限政自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香港不旦不能从中受益，必然是反受集权之害。
假使真如香港的本土的意，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那就意昧着在香港存在着两个法统，北京从历史文件中延继的法统和香港以普选而形成的人民主权法统，同一地区存在二个法统，那这两个法统必然发生冲突。
我认为香港这次政改，香港人并没有弄清楚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香港行政长官并不是法统，而只一个治统的存在，如果北京只超然中立地承担法统的存在，如果不用法统之权限干涉行政长官治统的权限，这种法统与治统的分离是最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的。
综览大英联邦的各个自治领的独立之路，最可取的独立之路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最不可取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共同体来说，最主要的是宪政而不是独立，有了完全成熟的宪政才有真正的独立，否则，没有宪政的独立将最不符合香港人民的利益。英联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自治领走的是完全宪政之路，宪政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而不是独立，而印度和巴勒斯坦一开始就是走的是完全独立之路，在没有完全宪政的情况下走独立之路，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内在的集极统治逻辑之中。曾经被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地区最有幸的是，成熟的宪政文明以一种异质性的统治模式进入曾经没有宪政基础（这些社会在被英国殖民之前要不就是已有成熟固化的集权模式的，要不就是向这个方向发展），这种异性的宪政文明进入非宪政文明的落后的集权式的文明，一方面为这个地区带来的了宪政文明和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强力阻隔和限制、制衡了当地社会集权权力不受限制地集权和对社会的统治，即这种异质性强力的进入与本土的强力势力产生竞争，从现有的事实证明，凡是按宪政文明构筑共同体的治理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凡是一开始就是独立为首要目的来构筑共同体的治理体系的如印度、巴勒斯坦和南非其结果都陷入了民粹主义下的集权统治陷阱。对于一个集权历史传统非常个悠长的国家来说，外在异质性的具有压倒国内强力的强力的进入是这个国家的幸运，虽然是以灾难的形式产生，但是异质性的强力的进入必然导致了与国内强力的竞争，两种强力的竞争必然有利于此国国内的人民。日本和韩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集权向宪政的转型都是得益了有美国这样的成熟的宪政文明而又有强大强力的异质性的进入。像印度、巴勒斯坦和南非这样在没有完成宪政制度转型的情况下就忙于独立，国内的集权式强力的必然不可抑制、肆无忌惮地破害国内一切有利于宪政建设的因素和条件。集权式强力主导的国家，一旦以独立之名成功实现了与外在强力的对内的影晌的隔离，那么这个国家的宪政转型将是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的宪政文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文明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异质性强力的介入而是自发转型成功的。北京作为异质性的强力可能不是香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香港本土宪政文明还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实现转型之前而就以绝对敌对地想提前排斥这一导质性的强力关起门来，大概率的是香港社会更会走向集权式的而不是宪政式。
主张香港行政长官采用普选制是香港人做出最坏和最不应该有的政治改革的设想，遍观同样是属于英联邦后来脱离了英联邦的自治领，成功的案例没有一个是实行行政官是普选制的，美国总统（行政首长）也不是普选制，而是以州为单位的选举人制。英美宪政体系的国家是以公民选择权为合法性的基础，但并不是唯公民的选举权为基础。让治统（行政首长）以普选的形式产生与宪政制度文明是不相容的。自古希腊，古罗马、法国大革命后的制度设置，纳粹德国都曾经尝过这种恶果，行政首长以普选产生，其结果的，行政首长本身就是治统的最高者，普选必须衍生出人民主权的法统，一旦一个社会的治统和法统集于一身，就必然导致集权社会。而这恰恰是英国８００多年得到教驯，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前国王既有法统与又有治统（虽然这一治统由议会分享了一部分），英国大宪章只是限制了国王的治统，但没有使治统与国王的法统分离，显然光荣革命之前国王是集权式的，但是这一集权式被内战打垮，打垮国王的议会（治统）出身的克伦威尔以军队强力为后盾虽然名义没有但是实质上使治统与法统集于一身。光荣革命引入导质性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作为英王世系法统的继承者从而实现了法统与治统的分离。正当的导质性承继法统是保护与治统之间的互为分立最好的构建宪政制度的材料。治统不能产生于法统，法统也不能产生了治统，否则这两者就最容易合体。自光荣革命后，治统是来自于议会，而法统是国王世系继承。
抛开北京的意志方面不谈，如果香港真的想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那么它首先做的就是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重新设置，千万不能让行政长官法统与治统合一，否则，后患无穷，如果行政长官的治统不变，那么就必须在行政长官之上再设置一个法统的代表，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督一职，新加坡与香港一样是英属自治领域，它也是后来从英国独立出来，它采用的是内阁制，上设总统（法统）一职。如采用前者总督制，总督由北京任命与任何其它方式产生性质并没有两样，香港应该庆幸自已现有政治制度产生的方式和结果，因为，这一幸运并不是随便就能得到，香港政治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法统不明确不到位，北京作有法统身份并不是作为有形的人而存在，而这一最大的弊病就是法统不能作为有形的人更替。最好的结局就是：由香港各界推荐几个土生的香港人作总督人选，由北京从中选取比较符合自已意志人员当总督，这样既尊重了北京作为法统的最高权威，也避免了对法统的不满直接施加倾泄在北京一方，如对法统不满只对有形的总督，而不对北京政权，而对总督的职责不满，可以经过总督的任职期限替换来解决;作为香港地区的最高长官，行政长官采用内阁制，这样，北京的法统不变，在没有损害治统的情况下，香港也有具体化的法统。这种宪政分权结构是最符合香港人民的利益，这种解决，也使北京的法统超然中立。
现实中北京（法统）与香港（治统）的关系缺少一个中间绶冲地带，基本法作为北京、香港与英国三方所共同接受的关于香港治理的宪政性文件是极具有英国式的宪政式文件，北京与香港的关系非常类似于英王与内阁首相的关系，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差别，英国的首相是产生的于下议院，由英王任命，但是香港的行政长官并不是产生于立法会，而是从甄别出的选举委员会中选出的，但是这一决定行政长官的委员会则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它没有坚实的底层民意基础，而且，它只选出行政长官而没有对已选出的行政长官具有限政式的权力，而英国的首相是直接产生于代表民意的下议院，他的合法性胜出是直接来源于底层民意，英国首相的执政的好与坏的责任是由民意机构下议院来承担的，因为下议院多数党的议员的胜选直接与首相的执政好坏的民意直接相关。首相产生于下议院的多数党派，由国王任命，国王对由民意机构下议院的产生的首相的执政好坏不承担责任。国王任命首相，但国王（法统）是超然于治统（首相统领的内阁）之上。即开启于英国《大宪章》和后来一系列的宪政变革已经完成的国王（法统）与治统（首相统领的内阁）分离。而香港现代的宪政所面对的主要关键问题就是，行政长官并不产生了治统体系内，即他或她并不是产生于民意机构立法会之内，而是从另外一个已被非议的非民意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产生，而且行政长管的任期制使得行政长官脱离了治统体系，他无法受到治统体系内的民意约束。亦即，行政长官脱离了治权的体系。英国的首相统领的内阁的治权体系，他的统治基础是直接与民意相关的，民意可以约束首相的治权。而香港的行政长官非来自由民意机构的任期制，这使得行政长官的治权脱离了以行政长官所统领的治权体系，这是矛盾的。行政长官是治权的首脑，但它却不是产生于治权体系内，而必然使得治权的系统性的混乱。香港宪政体系的根本问题不是行政长官的普选，而是要理清法统与治统之间的关系。在不理清法统与治统之间的关系而贸然行进政改，结果将必然是最有害的。
香港政改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行政长官回归到治统体系之内，因为港人治港即意昧着，香港只具有治统，现在统领治权的行政长官就必然要使之回归到治统的体系内，而不是现在的，行政长官统领治统，但是，不是产生于治统之内，行政长官即然统领域整个治统，那么他就绝对不能以法统的面目出现，否则行政长官集法统与治统于一身，必然就导制集权专制，这对香港是最有害最危险的。
法统的实际统治者的外来性对于一个共同体并不是最坏的，英国人对其深有体会，英国历史上有好几次其统治的国王（法统）并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光命革命的威廉二世，现代的王室都是从他国外来的，英国的法统是一王室血统世系持有的，而英国的现代宪政的历史就是使法统与治统分离历史，外来性的法统继承者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因为法统的继承者是外来的所以他就无法作为一个强者篡夺国家的治权。因为外来的法统继承者与王国之内的国民先天就是隔阂，先天就缺少信任度。因为是外来的，所以国内的治权团体就能团结抵制外来的法权继承者染指治权体系内的权力。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理应能深刻地懂得这个道理，英国把法统之权回还给北京而不是与治权一起归还给香港是香港人最有幸运。经过一百年与大陆法统的分离，北京这个政治体制性的异质性（外来性）持有香港的法统恰恰对香港最有利的。抛开这一点，如果香港把法统与治统一起都交给香港人，我不认为在初始期，香港人会明智地能设制一个制度把这两者分开，如果初始在设置顶层制度而没有明智地把这两者分开，那么一旦初始制度设置把这两者合体集权于一身，那将非是香港人之福。
一些香港人抱着英国人为其设置的英式宪政体系这块宝不好好珍惜，非要用大陆的宪政思想意识和政改方法去政改哪就是让所有的香港人往火坑里跳。回归本土诉求一厢情愿地想一劳永逸地收回北京对香港的法统，在没有理清法统与治理必须分离这一英国８００年历史无数次挫拆所吸起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就算，北京愿意把法统给予香港人，本土极端诉求的结果必然会使法统与治统集于一身。那这一结果就是最坏的结果。一旦法统与治权合集于一身，再想把这两者清楚地分离必要经过血的教训和代价。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香港人愿意看到的。
最好的政改结果是：北京与香港都坐下来，香港（治统）必须尊重北京（法统），北京（法统）必须尊重香港（治统），香港最缺少是法统在香港的不到位，制度性地设置一个总督将是最好的选择。总督是北京法统的代理人，由香港自选几个再由北京从中挑选，因为总督是北京的法统的代理人，他名义上在香港的治权之上，但没有治权。行政长官回归其治统体系之后，由立法院的多数产生。这样行政长官责任机制就直接与民意相关。行政官的合法性直接与民意的支持相关。北京对行政长官的行政过错不承担任何责任，总督作为北京的法统与香港的治统之间的联结可以起一个绶冲作用，再因为总督是作为具体化的人而存在，因此对这一职务的担任者的设置任期制的替换可以以一个形象化对象替换作用来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这样北京就实现了对香港的法统超然性的存在，对法统超然性的存在，是法统稳定的基石。
香港政改的症结是现有的行政官权限职务设置是不合理的，行政权限职务的设置是不名义的，行政官的设置本源延续的是港英时代的总督制，总督是内阁任命，这一总督之职在香港是英国枝节出的首相内阁制，总督在香港的权限类似于英国的首相，这一职务的设置是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治理逻辑的一种自然的延伸。英国的目的希望香港形成英国式的宪政制度，但是，如果，香港的治权能按英国治权的光荣革命式转变，国家的君主治权向民主治权正当性的转变固然是英国乐观其成，但是，港英时代的英国与香港的关系与现代的北京对香港关系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角色，北京政权是法统与治统合一的政治实体，而不是宪政政体。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联邦自治领都完成了本地治权的合法性与民意的统一，任何一种宪政政体，民主之民意只能与治统合一，它是政府治权的合法性之统，而不能与法统合一，非君主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治统与法统分离的问题，如果这两者不分，把民主作为这两者的唯一之源，那么必然是法统与治统的合一，而这两者合一的结果必然是集权。
法统与治统是有区别:法统的合法性是来源历史世系的正当性，而治统的合法性是来源现在所有活着的人民民意。法统的合法性是一国之从现在往过去数的所有世系的合法性整体，而治统的合法性只代表活着世系的人民民意。
对于香港设置行政官之一职务，它倒底要代表什么，它的行动权限在哪里？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哪么香港不可能有成功的政改，不弄清政改的方向和目的，安于现状态比贸然进行政改要好。
如果行政长官是治权的最高首长，那么，使之回归民意的治统才能使之不脱离民意，治权是与香港普通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的，让之回归民意才能限制行政长官的治权使之按民意执政，这是制度性的，香港千万不要追求行政长官普选，固执地追求普选绝对会颠覆动摇香港整个自由基石。香港要利用好现有的治统与法统的分离的最有利条件，去追求治权的治统的民意化，扩大立法会的立法委员的席位，而不是减少，增加立法会的席位就是在扩大民意的基础，不仅如此，相对多数量（这个数最少能达到200多名不能超过350名为限，过多会导致立法会的决策效率不高，而过少会使立法会的委员的民意权重过大，合谋的成本小，容易导致寡头政治）的立法委员的立法会也会增加共和的性质，这样，立法会就是一个具有相当民意的机构，如此，行政长官改由立法会的选举就具有民意基础了。香港的政改要学新加坡，不要搞普选制，香港繁荣的根是英国为其奠立的，凡是以英式的制度文化基因繁荣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是走国家行政首脑是普选制而完成现代宪政制度，议会内阁制是整个英联邦不管是独立出去还是存在英联邦之内都选择的道路，而且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真搞不明白，是谁在怂恿香港去搞最高行政长官（治权与治统）普选，这些人要不就是头脑发热忘了自己（香港）之所以繁荣的根本，要不就是别有用心把香港往火坑里推。
香港的核心也是香港最大的利益所在就是保护好“港人治港”这一治权与治统的独立性和完好，而不要一厢情愿地干涉北京在内地的治统与法统的合法性，否定北京在内地的治统和法统的合法性也就是在否定北京对香港法统的合法性，在任何时候，一旦一个地区的法统被否定，那么治权与治统的根也会被动摇，最有可能就是治权与法统合一导致专制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