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当得起金句小王子的美誉，甩锅三板斧玩得真是溜（承蒙燕公@于谨提示启发），他的吐槽都是流传千古、被后世反复传颂的经典名句，比如抱怨朝臣结党的“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1]（吐槽一句，解决河北藩镇真的很容易吗）；抱怨士大夫联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2]（这件事或许和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有关，但是经历了甘露之变，衣冠士族愿意送女儿进宫才是脑子不太正常）；抱怨宦官势力大，认为周赧、汉献，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为不及也”[3]。
除了二百年天子之外，李昂提到的藩镇、科举士大夫朋党、自德宗以来膨胀的宦官势力等问题确实都切中要害，是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如果忽略文宗大和年间激烈的党争、纷繁杂乱的政争、改变朝政格局、士人心态的甘露之变，单从史书的其他记载看，为我们展现的是生活节俭(未必）、富有文学才华的皇帝[4]勤勉朝政、孜孜不倦和宰相谈论治国理政之道、晚年郁郁而终[5]的年轻君主形象，但是我们忽略这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才能从一些记载上描述文宗的为人、才华和性格，这真的合理吗？李昂本人性格怯弱、志大才疏、政治上反复犹疑没有主见、猜忌心很强，使得朋党、宦官问题在他在位时期不断恶化，甘露之变破坏了自元和以来南衙北司之间脆弱的政治平衡，加剧了中晚唐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
电视剧《柜中美人》背景时代就是在文宗朝，周渝民表示,自己饰演的李涵贵为皇帝却亲切儒雅,面对权臣深藏机心,对待兄弟热血赤诚,陷入爱情深情专一,“唐文宗李涵虽未名传千古,却也给了演员创作的空间,而绝非重复着已被脸谱化的刻板人生。”
谈论起唐文宗李昂，容易被人遮蔽起来的一点就是他能力不行的同时，猜忌心又非常强烈，比如宋申锡是他亲自提拔的宰相[6]，一开始两人一起密谋筹划铲除宦官，宋申锡在翰林学士院仅任职两年，便于大和4年7月拜相，看起来是志同道合致力于中兴大唐的模范君臣[7]。然而担任宰相仅仅半年，宋申锡就被神策中尉王守澄诬告谋反，这可能是宋申锡援引京兆尹王璠并将文宗的意图泄露出去，使得郑注、王守澄有所防备并先发制人的原因，面对这起宰相勾结亲王的谋反案，文宗非常重视，一开始在禁中推鞠此案，在大臣的劝谏下，本来情势有所缓和，然而十六王宅宦官晏敬则受不了内廷审讯的严刑拷打，承认宋申锡和漳王图谋不轨。
形势至此急转而下，根据崔玄亮的发言刻意推测，李昂一开始是打算杀了宋申锡，郑注、王守澄担心杀害宰相阻力太大，会激起外廷官员要求重新审查此案以至功亏一篑，所以郑注劝王守澄见好就收，贬谪了事。从处理过程看，李昂并不觉得宋申锡是清白的，也不存在密谋泄露、李昂为了迷惑王守澄而假装重责宋申锡暗地里予以保全，因为在狱成后，李昂就打算杀了宋申锡[8]。
如果说宋申锡事件文宗图谋宦官的密谋泄露且牵涉到神策中尉王守澄而变得棘手，李昂想丢车保卒的话，那么同样身为宰相的李德裕因为漳王凑保傅杜仲阳一事差点限于不测，可以说证实李昂对这种子虚乌有的宰相勾结亲王谋反事件是深信不疑的，他的猜忌心非常重，因为是被宦官拥立之后非正常登基，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威胁到他皇位的图谋勾结都是有可能的，一旦有指控（哪怕不实）都要从严处理。
而大和年间的这两起宰相勾结亲王谋反一事，其实非常可笑，在玄宗改革东宫和亲王出阁制度后，亲王便不出阁、不开府、不征辟僚属，终身待在十六宅享受无期徒刑，如果放在前期，亲王勾结宰相勉强可以说是未必是空穴来风，自中晚唐以后，所谓的夺嫡之争也多发生在立太子前后，如代宗时期德宗、郑王邈、韩王迥的疑似传闻，德宗时期、太子李诵、舒王李谊的疑似传闻，宪宗时期，澧王李恽和穆宗李恒的争夺，至于皇帝大权独揽后，在文宗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宰相和亲王谋反的政治案件，但李昂就是深信不疑。
李昂只有两个儿子[9]，长子鲁王李永于大和6年被立为太子，李永长大后喜欢宴游，“不循法度，昵近小人”，在面对可能是现存的唯一一子时，李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公无私，想要废黜太子，在被御史中丞狄兼谟劝阻后，处置了一批少阳院的官员“如京使王少华、判官袁载和及品官、白身、内园小儿、官人等数十人，连坐至死及剥色、流窜”。太子李永受到杨贤妃的诬谮，不敢为自己辩护，二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时候李昂开始进行慈父表演了，因杂技表演开始怀念死去的爱子，一开口就是金句：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10]
一方面猜忌防范心很重，对权力非常敏感，对于宰相勾结内廷宦官、驸马、学士处罚很重，宰相李宗闵被诬陷结交驸马都尉贿赂女学士宋若宪、枢密使杨承和得宰相位被贬潮州司户[11]。
说他脑子好使吧，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李昂反应很快，一向会丢车保卒。
宰相李石在甘露之变后信心满满帮文宗稳定政治形势，结果再次遭到宦官仇士良的报复，大唐差点上演自武元衡以后当街刺杀宰相的戏剧，对此李昂也只是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没有一点皇帝的担当。
说他脑子不好使，是李昂会相信一些拙劣的谗言。可以说大和年间，李德裕和李宗闵、杨嗣复算是同病相怜，因为一些莫名其妙、无比拙劣的谗言遭受贬谪。
在大和年间发生的两起涉及到宰相、亲王的政治案件中，有趣的是，文宗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政治瞬时失忆”症：前一刻仍与宋申锡密议铲除宦官，事泄之后却立刻翻脸，坚持处死宋申锡；前脚下旨让李德裕照料漳王傅母，李德裕奉旨厚待杜仲阳，等到李汉等人污蔑李德裕不轨，文宗立马就忘记杜仲阳一一事的起因，坚定认为李德裕“可疑”。若非宰相路隋以性命担保，李德裕可能会遭遇重贬。即便有宰相求情，李德裕仍然被贬谪为袁州长史。
结合文宗废太子一事中的表现看，轻率决定废太子，对处理少阳院官员和内侍严厉处置，他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多疑轻信，最为关键的是他缺乏一以贯之的判定标准和行为准则，他的偏听偏信并非固定指向某一大臣、某一宦官集团或某一党派。在决策过程中，他高度依赖即时的话语和瞬时情绪，往往以“最后听到的意见”为准，经常会出现动摇反复的情况，同时不敢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再加之对权力的高度敏感，一旦出现对大臣的指控，便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对执政宰相的不实指控，同时给予过分严厉的处置。这种反复无常的用人风格，导致了很严重的政治后果，牛李两党身陷其中，苦不堪言，都觉得自己非常冤枉、遭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无法怪罪君上的前提下，都认为是对方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让原本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的党争矛盾彻底激化，再无调和可能。
关于维州事件的是是非非，古今文人论者争辩很多，但我觉得精神牛党、精神李党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都忘了文宗李昂在维州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李昂先力排众议支持牛僧孺，后来又后悔没有接受悉怛谋请降，在大事上毫无主见，容易被当下最接近他的近臣动摇，就像李昂在李德裕、郑谭、杨嗣复、李宗闵之间反复横跳一样。事实上作为执政宰相牛僧孺的观点虽然保守，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如果李昂能坚定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敢于承担舆论沸腾的后果，不接受敌人送地请降，虽然智商看上去不太高、人不太聪明的样子，如果不犹疑反复，不失为诚信之主。
相比贪玩的敬宗，文宗是一个看上去思维无比正常的皇帝，在继位初期，平定沧海李同捷之乱，积极主动解决元和逆党，他为了分化制衡宦官，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制约王守澄，最后以一杯酖酒毒死王守澄，意外促使仇士良走上前台，而面对中唐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文宗志大才疏、胡乱作为的后果要严重的多。经历了甘露之变的打击，开成年间文宗成熟了许多，看他和李石、郑覃、李珏长篇大论谈论朝政得失、君子小人等内容，有一种倒驴不倒架强撑的感觉，直到死他在努力维护自己作为帝王的尊严，就像他主持的《开成石经》一样[12]，明明知道用处不大，为了树立自己尊经重道的人设，还是要努力去做。
可以说文宗在即位初期平定沧海叛乱、铲除元和逆党这种方向明确、绝对政治正确、在官僚士大夫集团内部很少存在争议的重大军政问题上，李昂是有决心和动力去解决问题的，并不会反复犹豫。但是一旦涉及到执政用人取舍、是否接受吐蕃守将献地请降这种军政事务——即充满变数的复杂博弈、存在回旋空间、且决策导致后果不可逆的双选或多选问题上，李昂性格中犹疑不决、容易被近臣动摇的缺陷就暴露得很彻底。
从这个角度看，‘甘露之变’并非是李昂志向高远、壮志未酬的体现，恰恰是他性格缺陷的极端投射。他试图将自德宗以来不断收养养子、同时和神策军低阶武将盘根错节形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宦官集团势力膨胀问题，简化为一种方向明确、目标单一、看似政治正确，毕其功于一役的政变，通过物理杀戮来彻底解决问题。这种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继位之初在处理简单政治事件时获得的虚假自信。
有评论说他像崇祯，仔细对比发现这两个人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兄长意外去世后、由亲王入继大统：两人在继位之初，都曾雷厉风行地完成了几项是非分明、众望所归的政治清洗（如文宗诛杀刘克明一党，崇祯铲除魏忠贤一党），并革除了前朝遗留的一些弊政，通过崇尚节俭树立了个人的良好形象，获得了官员和舆论高度赞许和期待，这极大地鼓舞了刚继位的年轻皇帝们，以为政治就是非黑即白的政治抉择，从而高估了自己对复杂政治、人事格局的掌握能力。当面对没有绝对正确、且后果不可逆的‘多项选择题’时，很容易陷入进退失据的‘抓瞎’状态。问题是文宗时期，官僚士大夫还能托底，他执政决策失误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然而明末严峻的军政局势容不下崇祯接连多次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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